第二，中央机关及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中依法配备了少数民族人员。
就华盛顿而言，他担任第一届总统在当时是众望所归。邦联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所通过的法律得不到有效的实施，州遇到内乱，邦联政府也无法予以帮助。
可以说，总统的权力是因为现实的需要而产生的。在这一点上，他是一个新型总统，直到今天，分赃制在美国各级政治中都留有很深的痕迹。像华盛顿，他非常注意自己作为领袖人物的公众形象。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法律没有人去执行的问题。做这一切也是为了树立、维护一种绅士政治(gentlemen politics)的风格。
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都是patriots (爱国者)。当时有四五个人参加总统竞选，来自同一个党，没有一个人得到民选票的多数，最后由众议院投票选举总统，结果昆西·亚当斯得到众议院的多数票而当选，杰克逊非常懊恼，感到这种做法不公平因此，依宪治国和依法执政就使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成为逻辑必然、价值必然。
使人民代表大会回归应然的崇高地位，阶段性的改革可考虑提升直选产生的人大层级，落实差额选举，缩减代表规模，试验性地探索地方人大与常委会的合并，虚化人大及常委会的决定权，夯实人大的预算和规划监督权，落实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等制度。中国语境下的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需要遵循法治的普遍要求、价值共性和精神实质，充分尊重宪法法律的权威、严格奉行宪法法律的统治，更需要根植中国现实、探寻中国道路、解决中国问题。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坚持人权理念，还要重视政治人权的保障，重点是完善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的内在民主性。
中国语境下的法治必须与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相结合，这是由中国的权力维度和秩序所决定的。除了提高立法的民主与科学程度，包括扩大公众参与、听证、听取专家建议和意见，以及规范立法程序等之外，还应增加立法的合宪判断，考察具体立法是否符合宪法理念、原则和规范。
社会主义法治需要坚持党的领导，反之，党的领导也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大量授权立法出现，重大性理论应运而生，法律保留作出了修正。四是普通法律具体化宪法规范内涵。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许多制度设计独具特色，很多法治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需要通过中国思维才能解决。
其次，规范上，宪法第89条（四）规定国务院职权：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规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的具体划分。 【作者简介】 秦前红，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家和公民是最主要的宪法主体，宪法存在的重要意义就是限缩国家权力，保障和增进公民权利与自由。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
宪法规定了全面重大的社会事务和国家事务，是全国人民根本的行为准则，一般法律的制定皆以宪法为依据。法律受到了包括宪法在内的更一级规范的制约，但这既不意味着弃绝形式法治主义的全部，也不意味着回到严格的国会保留时期。
依据宪法，设立机构，制定宪法解释程序法，俾使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够依循程序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确保国家法制统一。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形式法治主义已然被实质法治主义所取代，并突出和强调人权保障和法院的作用。
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宪法是一国的根本法、最高法，那么法律至上性原则的核心便是宪法至上，亦即宪法是评价和衡量政府、公民行为的根本准则或最高标准。里根的司法部长，提出和推动宪法文本主义的米斯指出：有些法官和评论者直接声称宪法最重要的不是它的具体规范，而是其所谓的精神……而很少关注宪法具体条款中的用语。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之际，我们约请四位宪法学者围绕依宪治国与宪法实施的主题，就依宪治国的内涵、理念和实现路径等问题进行笔谈。 宪法实施与法治的中国化 郑贤君（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 无论英国法治还是德国早期的法治国，形式主义法治之下的议会立法不受限制为法治蒙上了一层工具主义的阴影，缺乏宪法约束的本质是对人权和基本权利保护的淡漠。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
第89条规定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各委员会发布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四是缺乏针对我国国情的鲜明的问题意识。
依宪治国还能给予人民美好生活的预期。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四、备案审查制度的对象 《决定》强调要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即审查对象是所有规范性文件。在党的维度中，法治要求执政党的领导和执政行为符合宪法和法律，依法执政必然要求依宪执政。
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不仅仅是指宪法规定的上述法律性规范性文件（非基本法律、法规、规章等），而是还应该包括非法律性的规范性文件，如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甚至政党的规范性文件。法治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法律在最高的终极意义上居于规限和裁决人们行为的力量，是公民行为的最终导向或司法活动的唯一准绳，不论私人还是政府，都必须首先和主要接受法律的约束，此即法律的至上性。要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优化课程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提高法治人才的专业素质和专业技能，培养适合中国法治建设需要的高质量专门人才。
四、法治的中国化 缺乏宪法约束的法律主治已经不占据统治地位，立法者不受拘束同样导致专制和灾难。在国家的维度中，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体现其根本意志的宪法即为法治的最高依据，依法治国必然要求依宪治国。
在中央地方关系理论上，一个明确的原理是权力下放必须与监督机制相伴随。规范的效力来自上位规范，任何规范之所以有效来自上级规范的授权，法律效力不能自行设定。
如果被审查的社团或组织不服，可否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不涉及抽象的行政行为，也不涉及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但又不在《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的受案范围内，那么是否需要修改有关法律？或者应该提请人大启动监督（政府）程序？ 我国宪法第5条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这些外国法理论固然丰富了我国法治的内涵，但因水土不服，故而仍有相当的副作用。
二是在情绪上滋生抱怨不满、悲观与失望。政府是与公民（或法人）接触最为密切的国家机关，对政府而言，法无授权皆禁止，十八大后，各级政府推行了列举政府权力清单（或负面清单）的制度，这对于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当然有积极效应。宪法能把党的意志转化为人民的根本意志，实现党的意志和人民意志的根本统一。实质法治主义确立了法律须受法的约束，立法须受宪法限制已经成为法治的普遍原则
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就势必激活宪法的监督和解释权，这在理论和技术上已不存在不可突破的障碍，但求凝聚宪制共识，通过必要的机构设计和程序设定促其实现。六是体系思维匮乏，缺乏理论及民主与人权保障的价值指引。
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落实我国宪法和法律确认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
这种方法往往导致一些不同寻常而又悲惨的结论。因此完善宪法监督制度无疑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但具体的操作应该通过国家机关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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